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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能力丧失的损害赔偿问题探讨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4141    更新时间:2010/10/8 

对于劳动能力丧失的损害赔偿问题,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可以说只有原则上的规定,尚欠缺全面具体的实施细则。《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这里规定赔偿残废者生活补助费,就是关于公民因侵权行为丧失劳动能力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这个问题在实践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但在理论界并不那么重视。正是由于这一点,对于劳动能力丧失的损害赔偿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的文章并不多,涉及这一问题的若干疑难问题并未得到解决,造成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对于实践中的做法,也缺少系统的总结。作者试图就劳动能力丧失的损害赔偿问题进行如下几方面的探讨。

  一、劳动能力丧失损害赔偿的理论根据

     劳动能力是公民健康权的一项重要的人格利益,是自然人从事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活动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所以,当侵害受害人的健康权造成劳动能力减少或丧失的后果时,加害人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义务。在国外理论界中,劳动能力损害赔偿的理论根据有劳动能力丧失说和所得丧失说两种。

      一是劳动能力丧失说。这种理论认为,被害人因身体或健康受损害,以至丧失或减少劳动能力本身即为损害,并不限于实际所得之损失。劳动能力虽无如一般财物之交换价格,但透过雇佣或劳动契约方式,事实上有劳动力之买卖,工资乃其对价。所以劳动能力实为一种能力资本,依个人能力,而有一定程度的收益行情,故丧失或减少劳动能力本身即为损害,至于个人实际所得额,不过为评价劳动能力损害程度的资料而已。依此说,则被害人为未成年人、失业者、主妇等,丧失或减少劳动能力,亦得评定其损害,而请求加害人赔偿。英美法系就采取这一学说。我国台湾的司法实务也采同一理论,例如其判例认为:身体或健康受侵害,而减少劳动能力者,其减少及残存劳动能力之价值,不能以现有之收入为准,盖现有收入每因特殊因素的存在而与实际所余劳动能力不能相符,现有收入高者,一旦丧失其职位,未必能自他处获得同一待遇,故所谓减少及残存劳动能力的价值,应以其能力在通常情形下可能取得的收入为标准。被害人由于身体健康被侵害而丧失劳动能力所受的损害,其金额应就被害人受侵害前之身体健康状态、教育程度、专门技能、社会经验等方面酌定之,不能以一时一地之工作收入为准。这些意见肯定了劳动能力丧失说的正确性和适用性,对所得丧失说以予了否认。

    二是所得丧失说。这种理论认为,损害赔偿制度的目的,在于填补被害人的实际损害,所以被害人纵然丧失或减少劳动能力,但如果未发生实际损害,或受伤前与受伤后之收入并无差异,也不得请求加害人赔偿。所得丧失说于计算损害赔偿额时,以被害人受伤前收入与受伤后之收入差额为损害额,因此又称差额说。这种理论有其局限性,如是无业者,于受伤前因无现实收入,故即使因加害人的侵权行为以致残废,而丧失或减少劳动能力,亦不得请求加害人赔偿。但失业者现虽然无职业,如果不是伤害,那将来并非没有觅得职业的机会。未成年人现虽无谋生能力,但不可以说其将来亦无谋生能力。因此,这种理论仅以被害人现实收入的有无,作为能否请求赔偿之标准,显不合理。俄罗斯民法原则上采取所得丧失说理论,赔偿数额以收入的差额为标准。为了避免这种理论的缺陷,又对未满15岁公民丧失劳动能力按照当地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金额确定赔偿数额。

     比较分析上述两种理论,可谓瑕瑜互现。所得丧失说虽以客观损失为依据,但既不能补偿受害人真实的损失,又难以解决失业者、无业者乃至未成年人的劳动力丧失的损害赔偿。而劳动能力丧失说,尤其适宜于解决失业者、无业者、幼儿所失利益的赔偿问题。

     我国究竟采取何种学说主张呢?我国立法和司法所采理论依据,是与上述两种理论不同的第三种学说,即生活来源丧失补助说。 按照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劳动能力丧失的残疾者赔偿所依据的,并不是伤害前后劳动收入之间的差额,而是劳动力丧失后的残疾者生活补助费。就是因为如此,立法和司法实践才确定这种损害赔偿的内容,只是生活补助费,且“一般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将我国这种生活来源丧失补助说同所得丧失与劳动能力丧失说两种理论相比,最大的优点是:一是立法指向明确,令法官比较容易掌握其标准,只要按照当地平均生活费的标准赔偿即可。二是有利于保护加害人的利益,因为当地平均生活费标准一般都低于个人的工资收入和其他收入,只赔偿生活补助费比赔偿丧失的劳动收入或丧失的劳动能力的价值显然低得多。但它自身也有其缺点,其最明显的缺点,就是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没有救济受害人的全部损失,使受害人在受到侵害丧失劳动能力以后,只能依靠赔偿的生活补助费度日,再无其他应当有的可以进行其他必要活动的经济能力。这对于受害人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另外还表现在对加害人予以法律制裁的不力,这是因为其应承担的责任低于其造成的损失;对社会的教育、预防作用不够明显,这是对这一民事违法活动制裁不力造成的必然后果。对我国劳动能力损害赔偿制度做这样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造成这样的问题,立法部门主要考虑的仍然是我国经济落后,公民因收入低而经济负担能力不够。这样考虑问题虽从国情出发,但却以牺牲受害人的合法利益为代价,有违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

    二、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的几点思考

     对因侵权致人丧失劳动能力,加害人应当赔偿,这是现代侵权行为法的通例,理论界对此并无争议。对于损害赔偿范围与标准问题,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立法者的出发点不一样,各国立法上各有其特点,一般规定有三项:(1)丧失或减少劳动能力的损失;(2)增加生活上需要的费用;(3)精神慰抚金。而在我国,现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如《民法通则》、《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试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规定了因侵权致人丧失劳动能力加害人应赔偿的项目,其中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是赔偿项目之一。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民用航空法》等部份法规只规定了致人伤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即限额赔偿),并没有列出残疾者生活补助费之类的赔偿项目。由于致人丧失劳动能力的侵害行为多种多样,赔偿项目较多,司法实践中适用不同的法律、法规,故本文仅就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残疾的残疾者生活补助费赔偿规定进行探讨。

    1、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119条只规定了一个原则,即“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试行)》第146条简要地规定为:“侵害他人身体致使其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的,赔偿的生活补助费,一般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5项规定的较具体:“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赔偿20年。但5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最低不少于10年;70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了相应的法规,如《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规定》第20条:“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按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Ⅰ级的按100%计算,Ⅱ级的减少10%。其他依此类推。”显然,上述规定的理论就是生活来源丧失补助说,在实践中,容易掌握,能准确计算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的金额。

    2、现行残疾者生活补助费规定的几点不公平

    (1)“按交通事故发生地计算”不公平。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规定的“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或“平均生活费”肯定不相同。如此,当沿海地区的居民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受到损害时,如果仍按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标准来计算残疾者生活补助费,那么其所得的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相对寥寥无几,可想而知,这是对该受害人是不公平的。依生活来源丧失补助说,笔者认为,类似的受害人应有选择其常住地或侵权发生地的平均生活费标准来计算赔偿其生活补助费的权利。

    (2)残疾者未分类产生不公平。众所周知,社会中的每个人对社会都会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具体表现为不同的人其社会地位和收入等方面的差异,若是对同地同龄的致疾的受害人都采用同一的平均生活水平作为赔偿标准,对于某些受害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如普通就业者和科技开发研究人员,年龄相同,不同行业的平均收入虽有差距(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的统计数字比较,该差距相差不大),但该二者受害人给自己、给社会产生的影响几乎无法相比。我们不能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误解此问题,其实《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对受害人的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的赔偿计算就有年龄阶段不同划分的规定,既然有“量化”,也应有“质化”。不仅要考虑受害人致残时的年龄,也要考虑受害人致残前的文化程度、职业职务、身体状况等因素,才能体现社会的文明和人的价值。因此,应对明显不同的受害人适当分类,使不同类的受害人得到残疾者生活补助费不等数额的赔偿。

 (3)赔偿的年限不公平。《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5项规定了赔偿年限。笔者认为,无论是赔偿20年还是对于50岁以上的赔偿年限都是不尽合理的,一个仅25岁的受害人致残和一个49岁的受害人致残难道要适用同样的赔偿20年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的规定吗?如果受害残疾者20年以后还未死亡,那他的生活来源应当怎样解决?由此看来,该规定是不利于对受害人的救济的。参照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  赔偿年限可以以当地的平均寿命为参考点,如果受害人的年龄小于当地的平均寿命,赔偿年限就应该以当地的平均寿命减去当事人定残时的年龄;受害人已经超过当地的平均寿命的,赔偿年限就应确定为5年;如果受害人是未成年人,赔偿年限应当分段计算:第一阶段是其可能继续受教育的年限,第二阶段是其就业年限,第三阶段是其退休后的生活年限。而对于当地平均寿命,一般是以省为单位来确定。这样的计算方法,就可以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受害人来确定具体的赔偿年限,使受害人可以得到公平的救济,无论是对于受害人还是侵害人来说都是合理的。

      3、对有关规定的理解

    (1)“赔偿的生活补助费,一般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 “当地”应解释为侵权所在地。“居民基本生活费”应以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部门的上年统计结果作为参照。应当注意,“基本生活费”不是最低生活费,而应当是当地年人平均生活费。例如广东省2002统计的年人平均生活费标准为8099.63元。

    (2)考究民法通则和其司法解释规定的原则,赔偿的标准应该是“ 补足”还是“全额赔偿”呢?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原则上是补足,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的规定是根据伤残等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和一定年限计算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显然不是“全额赔偿”,应是“补足”。按照前述所得丧失和劳动能力丧失的赔偿理论比,我们现行的生活来源丧失的赔偿办法显然过低,再严格强调“补足”,从现在的居民生活情况来看,是十分不合适的。笔者认为,司法解释中“一般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应当理解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它的“一般”和“不低于”这意味着它是一个相对的标准,或者是一个最低的标准。

    (3)赔偿误工损失与赔偿生活补助费在执行时间上的先后问题。按照《民法通则》第119条和有关司法解释,人身伤害赔偿,既有误工赔偿,又有生活补助费赔偿。如果是人身伤害致残丧失劳动能力,这两种赔偿统一到一个义务人身上,究竟以何种时间标志衔接这两种赔偿呢?具体地说,《贯彻执行<民法通则>意见(试行)》第143条规定,受害人的误工日期“参照治疗医院出具的证明或者法医鉴定等认定”,但没有规定残疾者生活补助费从何时起计算。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5项规定残疾者生活补助费“自定残之月起”计算,但没有规定误工费计至何时。这两种赔偿不同,对致残者应怎样执行呢?事实上,受害人在住院治疗期间就会请有关部门评定其伤残等级,一段时间(或几年)后才出院,如此就产生了“误工日期”与“定残之月”重叠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是按重叠计算误工费和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笔者认为,这两种计算性质相同,不能重复,遇此情况,应以“定残之月”为前限,之前计算误工费,之后计算残疾者生活补助费,但不能重复计算。

    (4)、对劳动能力丧失的赔偿执行方法,各国一般规定两种方法:一种是给付定期金;另一种是一次性给付赔偿总额。德国民法典项规定了这两种方法。 即是:“因侵害他人身体或健康以致被害人因此丧失或减少劳动能力,或增加生活上的需要者,对被害人应以支付金钱定期金,给予损害赔偿。”“如有重大原因,被害人得请求一次给付赔偿总额。”这两种方法,以给付金钱定期金为主要方法,以一次给付赔偿总额为特殊方法。在我国,丧失劳动能力的生活补助费应以何种方法进行赔偿,法律没有规定,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意见。《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5)项的规定,是一次给付赔偿总额的办法,即:“自定残之月起,赔偿20年。但5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不少于10年;70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在司法实践中,对生活补助费的赔偿,基本采取两种方法。一是按月给付,即给付定期金的方法。二是一次性给付,基本上采取《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第

    (5)项一次性给付的计算方法。对于生活补助费的赔偿方法,定期金赔偿与一次性赔偿总额这两种方法并不互相排斥,可以根据具体案情确定适用哪一种方法。在一般情况下,适用定期金方法,比较有利,对侵害人和加害人都有好处,可以按照受害人的实际寿命进行赔偿。适用一次性给付方法,可以尽早消灭赔偿法律关系,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生活和民事流转秩序,不利的是需加害人一次支付大量金钱。只规定适用一种方法而排斥另一种方法的适用,是不正确的。

    (5)、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赔偿在什么情况下适用损益相抵的规则,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赠与财产、基于亲属法上的特殊身份所获利益、保险赔偿金、抚恤金、退休金、军人转业费等不适用损益相抵规则。 笔者在审判实践中确实遇有此情况,侵害人知道受害人另有保险赔偿等时要求将此受害人所受赔保利益从损害赔偿额中抵销,似乎对受害人公平。由于侵害人的侵权赔偿责任是因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如违章驾车)而应承担法律后果,保险赔偿的目的在于将受害人遭受的损失分散于社会,不在于减轻或者免除侵害人的责任,因此,保险赔偿不应从损害赔偿额中抵消。

    总之,对丧失劳动能力的侵害赔偿问题,上文仅提供一个参考。我国立法应尽快系统总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完善立法,制定与时俱进,更加公正、明确的侵害赔偿制度,特别是受害者丧失劳动能力后的赔偿制度,以让当事人得到更好的司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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