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鹤山法院 >> 法学研究 >> 正文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研究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0385    更新时间:2013/6/24 

论文提要:

我国近年来,由刑事案件引发的附带民事诉讼呈逐年上升之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大幅度上升及其自身内容的变化给司法实务带来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加上立法规定过于简单,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实践中产生了不少的新问题。笔者通过本文对我国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提出一些建议,以期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该特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本文主要通过三个方面的内容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刑事审判工作的具体问题进行了一些不成熟的解读。第一部分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及现状,从当前我国法律的规定归纳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并进一步阐述了该制度的现状;第二部分是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查找问题以确定我国刑事附带民事制度的完善方向;第三部分是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从观念重塑和制度完善两个方面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进行了论述,首先在观念上,应当改变过去重刑轻民的国家本位思想,从保障被害人权益的角度出发正确处理刑事诉讼和附带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其次在制度上,应当进一步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案件赔偿范围等方面的规定。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及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现状

一些犯罪行为在触犯刑法的同时又具有民事侵权的性质,从而产生刑事和民事两种法律责任。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调整行为人与国家、被害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让其对同一行为分别承担不同性质的责任,已经得到各国普遍的认同。但在以公诉救济为主的刑事诉讼与以私诉救济为主的民事诉讼的选择上,各国并不一致。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平行式,就是特别强调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完全分离,民事赔偿问题原则上由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不存在任何依附关系,而是一种纯平行关系;二是附带式,就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附带解决民事损失赔偿问题,是将基于同一犯罪行为而发生的刑事、民事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案件纳入同一诉讼轨道。我国在解决刑事赔偿问题上,采用的是附带式,同时以此建立起我国特有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我国《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上规定,在法律上确立了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按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理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而进行的诉讼活动。由于这种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是在刑事诉讼中提出的,又是在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的,因此称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1

虽然我国已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但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过于简单。《刑法》仅第361款,《刑事诉讼法》也仅第77条和78条规定,对于在刑事案件中已经占有相当比重的附带民事诉讼,立法却没有对这一重要制度的法律性质、当事人资格、赔偿范围和赔偿原则、审限、期间等问题作出详细的规定.造成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先天不足。虽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有关问题的批复》、《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填补了附带民事诉讼较大的立法空白,但无力消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两种诉讼、四部法律之问的冲突。

二、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现行法律构建起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框架,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也作出了相关司法解释,且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对打击犯罪,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不可否认该制度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立法未规定告知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司法机关应当履行的强行性的法定义务

《刑事诉讼法》对此问题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4条中只作了这样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于司法解释规定的是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而不是“应当告知”,不是强行性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审理刑事案件的法院未履行告知义务,致使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丧失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机会,不能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起诉权得不到保证。

()立法对附带民事诉讼受理范围方面的规定存在明显的局限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7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仅仅限定在两个方面的范围内:一是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因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二是受害人的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如果被害人的财物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造成的损失,只能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犯罪分子退赔,或者在退赔不足弥补被害人损失时,由受害人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于法律及司法解释不恰当地限制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使得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三)民、刑法律适用上有冲突

最高法解释第89 条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但是,根据我国目前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害人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两种途径并不能取得大体一致的民事权利救济效果。首先,附带民事诉讼和一般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不一致,刑诉法和刑法都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限于物质经济损失,最高法在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中也明确规定请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是,我国民法通则第120 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最高法2001 2 26日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受案范围作了进一步的扩张解释,因此,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其次,附带民事诉讼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赔偿原则不一致,刑法第36 条规定对于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但是,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侵权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是由其造成的损害结果的多少来决定的,并不需要考虑侵权人实际赔偿能力的大小,除了上述两点区别外在是否交纳诉讼费,是否适用缺席判决,原告能否要求先予执行以及能否对二审判决申请再审等方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一般的民事诉讼都有截然不同的规定,民、刑法律在民事损害赔偿问题上的诸多冲突导致针对同一侵权事实产生不同实体处理结果的不合理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审判实践的不协调、不配套,也不利于对公民合法权益的公平保护。

()立法没有对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时间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在“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是立法对附带民事诉讼提起时间的笼统规定,“从广义上讲,刑事诉讼过程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五个诉讼阶段。”显而易见,若立法不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间上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必将造成附带民事诉讼起诉权的滥用,违背立法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宗旨。

()立法对于人民检察院作为附带民事诉讼主体的规定不够具体、完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于问题的解释》(试行)86条中也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据此,人民检察院也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但立法却没有对人民检察院作为附带民事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作出更具体、明确的界定,这势必会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操作不便,甚至还会引起混乱。

()立法未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作出规定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问题,《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均未作出规定,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了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均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开始计算,但《刑法》第87条规定犯罪的追诉期限依罪行轻重分为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四种情形。由此可见,《民法通则》规定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与《刑法》规定对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追诉期限是不同的,且两实体法在关于时效部分的规定里均未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就可能出现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所适用的诉讼时效发生冲突,至于发生法律冲突时司法机关应如何适用法律,不管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没有作出相关规定。

对于目前我国附带民事诉讼立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及不甚理想的实施效果,有观点认为应当从根本上废除附带民事诉讼,例如有学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既然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那么将其从刑事诉讼中分离出去归并到民事诉讼中还其本来面目则是一种最理想的选择。笔者认为,同一事件的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分开进行,是对同一行为进行两次审判。尽管两次认定的依据及适用的法律相异,但起码有相当一部分查明的事实会是相同的。就该相同部分的诉讼支出便是重复,这对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以及法院均是如此。特别是在基层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被害人的诉讼请求总是比较简单清楚,而且主要事实方面的举证责任几乎都由检察机关承担,当事人在庭上不须承担太多举证风险,需要证明的只有相关的财产损失。完成这些工作,被害人不需要有太多的法律常识,很少会因为程序上受挫而丧失请求权。某种程度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平民化的精神。而且在这些案件中,既不需缴纳诉讼费用、支付律师费,又不必重新排期候审,在迅速减少费用成为正当程序要求一部分的今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这里的价值尤其明显。对于司法裁决的整体而言,则可以尽量保持对同一事件刑事、民事裁决的一致性。虽然我国目前的附带民事诉讼确实存在亟需加以完善的地方,但不可否认,附带民事诉讼具有其自身的价值意义,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基于保障被害人权益的考虑,在刑事程序中一并解决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的做法日益普遍,很多采用附带诉讼模式的国家都试图扩大其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在这样的世界潮流中,我们面临的是如何在制度构建配套措施方面对附带民事诉讼加以完善和改进,而不是因噎废食的考虑其存废问题,如果具体制度的建设长期被忽视,只是一味地寄希望于所谓根本性地改革,那么改革充其量只能获得一些表层的成果,而且笔者也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本身就是追求实用性和效益的产物,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合并在一个程序中加以解决,同时又绝对强调民事诉讼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是不现实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因为涉及两种诉讼程序的结合必然会存在各种诉讼价值相互冲突的问题,这种冲突和由此带来的价值选择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尽量将这种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在制度构建中尽可能维护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从而使附带民事诉讼具有的功能意义发挥到最大程度。

三、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任何一项制度的建设都不能与人的建设相分离,在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中,我们首先需要重塑人的观念,然后才能对制度进行完善。

(一)观念上的重塑

我国司法实践在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有绝对化的倾向,传统上的国家本位对个人民事权利重视不足是其主要原因,在这种国家本位刑事诉讼绝对优先的观念支配下,审判者往往过于强调国家利益而将当事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民事诉讼权利置于次要和可有可无的位置,在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进行完善之前,需要我们在观念上进行必要的更新。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刑事诉讼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具有优先性,民事诉讼处于附带解决的地位,但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仍然是民事诉讼,不能因为其程序上的附带性而忽视其实质特征和相应的独立性,同时也不能因为这种附带性而回到重刑轻民的老路上去,我国长期以来奉行强调国家权力而忽视个人权利的国家本位思想,由此导致的重刑轻民的观念至今还有相当的影响,在我国目前的附带民事诉讼中就过于强调刑事诉讼的优先性,不仅对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及其具体程序只用寥寥数语加以规定,而且在附带民事诉讼损害赔偿请求的主体范围、客体范围、赔偿原则等问题上都忽略了民事诉讼的应有特征,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对附带民事诉讼重视不够,同时由于对附带民事诉讼的独立性缺乏认识,法官经常用审理刑事案件的方式来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进行辩解以及和被害人进行和解的权利难以得到保证,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往往缺乏亲和力和调解的氛围,如果目前这种重刑轻民的传统观念不予以改变,不管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如何进行完善,其实施效果也必然是差强人意的,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正视我国过分强调实现国家权力而忽视个体利益的痼疾,在观念上应当树立起对附带民事诉讼独立性的正确认识,不能一味强调刑事诉讼的优先地位而无视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具有的本质特征。

其次,附带民事诉讼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强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因此对其的完善应紧紧围绕该目的,多年来我们以国家利益与个人正当利益完全一致为立论根据,在公诉案件中强调社会普遍利益的维护,强调公诉机关可以代表被害人的要求,却多少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性,忽视了被害人独特的利益要求,附带民事诉讼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顺应被害人这种独特的利益要求的产物,体现了在公权力的实施过程中对被害人权利加以保障的思想,但是,我国目前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并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一要求。例如没有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是否具有申请财产保全和先行给付的权利,被害人因犯罪行为产生的精神损害不能要求赔偿等等,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在案件处理时无视被害人诉讼请求的现象也相当普遍,法院常常把被害人出当作一般的证人加以询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保障被害人权益方面的不足不仅会引起被害人对罪犯和社会的极大不满,进而产生报复情绪,同时也违背了该制度设立的初衷,不利于维护司法机关的威信,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稳定。因此,在进行具体制度的完善之前有必要重申保障被害人权益的重要性,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被害人保护方面的价值意义真正得以实现。

最后,应当重新界定赔偿与刑罚之间的关系,在国家本位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历来认为赔偿是赔偿刑罚,是刑罚两者之间不能互相代替,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观点是坚决不可取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刑法思潮的变化,人们对自由刑特别是短期自由刑的利弊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刑罚轻刑化和非刑罚化的思想得到了不断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非刑罚化是未来的基本方向,也是刑罚人道主义的更高级的形式,因而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有必要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与刑罚之间的关系予以重新考虑,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在犯罪后如何对待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直接关系到被告人是否真正认罪悔罪的态度问题,如果被告人在判决前积极主动承担赔偿责任,或者自行采取有效的方法减轻损害结果的,应当在量刑上作为法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予以对待,对于一些犯罪性质不很严重,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如果被告人努力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可以判处缓刑或不予刑事处罚,同时,也应当把有能力而拒不履行附带民事诉讼义务作为撤销缓刑的法定条件之一,在减刑和假释问题上也可以把是否履行附带民事义务作为重要条件予以考虑,这样的处理结果不仅有利于提高被告人赔偿的积极性和加强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也有利于犯罪者更好地回归社会。

(二)制度上的完善

针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做法和经验,对该制度加以完善。具体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范围予以扩大

1)应当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既与民事立法相冲突, 也不利于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为将精神损害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是法律公平原则和人文精神的要求和体现,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实践中强奸、侮辱、诽谤等犯罪,对于被害人来说,其财产可能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甚至没有损失,但精神伤害却是巨大的,甚至伴随终生的痛苦。犯罪行为是严重的侵权行为,是侵权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侵权行为,既然由于一般侵权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被害人能够得到法律救济,那么由于犯罪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被害人更应当得到法律救济。对被害人的精神痛苦予以财产补偿,有利于缓和甚至消除被害人精神上的痛苦,符合人类精神文明的客观要求,尤其是在现行民事法律已明确规定对精神损害应予赔偿,如仍不允许被害人对实施侵害的犯罪行为的被告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既有悖于情理,又会导致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不利于制度的整合功能的实现。

2)应当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合理适当地赔偿被害人的间接损失。我国民法通则第119 条的规定提供了将被害人的间接损失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法律依据,该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正如前文所说对于被害人来说,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主要的目的是使自己重新处于如同损害事故未曾发生时的处境,而单纯获得直接损失的赔偿往往是难以达到该目的的,因此从全面保障被害人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当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中规定间接损失的赔偿,但是我们也应该在该问题上兼顾附带民事诉讼对诉讼效率的关注,所以不能设定过于宽泛的间接损失的赔偿范围,对此应当根据具体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以及被害人是否存在过错等情况加以合理适当的限制。

2、明确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范围

原告人范围应该包括:(1)、刑事被害人,即直接遭受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的被害人。(2)、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及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3)、没有和被害人发生直接的利害关系的主体,依照法律、司法解释可以主张的权利。如人民检察院可以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抢救被害人支付的费用及劳务可以要求被告人支付。(4)、在必要时,将第三人作为原告人参加诉讼。被害人在寻求损害赔偿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责任人。被告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责任的直接承担者。被告人的范围应当包括:(1)、刑事被告人及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2)、未成年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3)、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审结前已经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及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4)、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5)、在逃的被告。(6)、保险公司(交通肇事)。(7)、取保候审的保证人。

3、明确刑事被害人程序选择权,防止权利滥用

应当确定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发生交叉时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规定凡因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民事赔偿请求,均可以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提出,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须未超过民法规定的诉讼时效),还可以在刑事案件未立案时向民庭单独提出(如果后来刑事案件又立案,则在刑事判决结果作出前,民事案件应中止诉讼,以防止因对犯罪事实的认定方面差异而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总之,应树立民事诉讼不必然为刑事诉讼所附带的观念,是否以附带方式一并解决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由当事人自主选择。当事人一旦作出选择,则原则上不得反悔,案件应按其选定的程序进行。

4、明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方式

根据最高法解释的规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般应当提交附带民事诉状,但是书写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此外,由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损害赔偿请求是因犯罪行为而起,区别于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其具体的提起方式也有别于一般的民事诉讼。首先,在民事诉讼中实行“不告不理”,但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基于保障被害人权益以及全面惩罚犯罪的需要,公安司法机关应当对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予以提醒;其次,因为犯罪追诉的特殊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在提起诉讼时,可以不指明被告的身份情况,而在民事诉讼中则要求有非常明确的被告才可以提起诉讼;最后,在实践中,被害人对于人身损害赔偿数额的请求,可以等到从实体上解决附带民事诉讼时才提出,但是,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对以上各种做法加以明确,由此也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局面,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加以明确。

5变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期限

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到第一审判决宣告之前提出。另外,在侦查、预审、审查起诉阶段,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出赔偿请求并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记录在案的,刑事案件起诉以后,人民法院应当按照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受理,上述规定中有关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时间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规定基本相似,但有关附带民事诉讼的结束时间为一审判决宣告之前的规定则和大多数国家有所区别,在采用附带诉讼模式的国家中德国将附带民事诉讼结束的时间规定为法庭辩论开始之前,奥地利规定为在审判开始以前,俄罗斯规定为审前调查结束前提出,相比较而言,我国将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结束时间规定为一审判决宣告之前并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因为如果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的审理活动全部结束以后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那么法庭往往需要大量重复在刑事诉讼中已经进行过的法庭调查和辩论工作,由此并不能达到简化诉讼的效果。借鉴其他国家的规定,可以将我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结束时间规定为一审法院法庭调查结束前,这样既可以保证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又不致于过多地重复法庭的审判工作。

6、明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诉讼的一般诉讼时效为2 年,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适用特别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时间为1 年,均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开始计算,根据我国刑法第87 条的规定,刑事案件的追诉期限依其刑罚分别是5 年、10 年、15 年、20 年,皆从犯罪之日起计算,可见我国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相差甚远,目前理论界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具体应适用民法规定还是刑法规定有着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诉讼时效本身是一个兼具实体和程序两种性质的特殊问题,因此并不必然适用民法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 条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来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问题应当是适用刑事法律的规定的,只要刑事诉讼程序已开始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之前,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都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不受民事法律时效的限制,而且从保障被害人权益的角度看,也应当在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问题上适用刑事法律的规定,因为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并且经常会出现犯罪分子逃跑、隐匿的情形,往往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才能破案和抓获犯罪嫌疑人,如果严格要求被害人在一般民事案件的时效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必然导致大量诉讼请求被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外,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基于上述考虑应当在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问题上适用刑事法律的规定。

总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具有许多诉讼价值实现方面的便利性和法律上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解决许多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的争议,理顺刑、民法律关系,做到刑、民统一,更重要的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法律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便利性和可操作性。

 



1田发刚,谭笑。《鄂西传统文化概观》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 上一篇文章:
  • 下一篇文章:
  • Copyright © 2005-2011鹤山市沙坪镇人民东路16号, 鹤山市人民法院,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05080285号-1
    电话:0750-8868699 传真:8868600
    鹤山市信息中心 设计维护